“红姐,你的口红呢?”我对红姐说。
“在包里,不在身边。”红姐懊恼的说。
“我的,拿去。”筱蔓递给我一管口红。
我脱下外套,“给我做人墙。”
秋林,红姐,羡慕他们默契的帮我遮挡。
“6人,4枪,T全在二楼,楼上窗户可进人,短信,13xxz”
写完,瞧准机会把我的外套丢下了楼。
我的手机调成静音模式。
一会短信过来:t具体位置
t:中元2南墙东1中1楼梯口2
CT的喇叭不停的给T作思想攻势,在T2把一个女的推到窗边和CT代表对话,约定可以有一个谈判代表进入一层和他们对话。
二楼的T区分完了人员,腾出手就要把所有人都捆扎起来,黄毛一个人忙不过来了,我主动举手要求帮助他们,愿意和黄毛一起完成工作。
T2看我是第一个自愿站出来承认有钱人的,对我还算有一点点信任。
其实在这种情况下,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正常。
我先在我们西侧角落为大家用自锁式塑料扎带捆扎每个人的拇指,我故意将人的两个拇指并排捆扎,只要翻转拇指为合拢就能逃脱困束,如果来检查又不容易被发现,因为每个人我都捆扎的很紧,跟着过来的T3看我卖力的捆扎他们就放心的不再留意我的动作了。
有钱人这边毕竟只有二十个人,我很快就做完了,黄毛那边的人有接近二百个。
我过去协作的时候看准了人群,我尽可能去给工作人员做捆扎。
工作人员是见过一楼死人的,她们比一般的客户更愿意配合,应该是恐惧让她们很听话。
但我要找的是不听话有胆色的人和她们的领班,领导这样的人物。
刚刚上楼时抱怨的女人,我在捆扎时,轻声问,“你们领班和领导多吗?”
女人警惕的看着我,不想应答我的话。
我又举手表示,“我想让这里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协助我们一起工作,这样可以节省时间。”
T3看着这一群人心里也烦,若能每个人都锁上,他们看守的压力就会小很多,同意了的建议并说话,“谁是负责人,那个是负责人,自己站出来。”
没人站出来。
“我数三个数,让我问出来,嘿嘿…”
话音刚落,就有两个三十岁模样穿着制服的女人站了起来。
“两个你们跟着我学,赶紧过来。”
我教她们怎么捆扎。
这是一个意外发生了,黄毛在困人的时候,一个女的惊吓过度,要冲下楼去,因为楼下有谈判代表在。
女人被楼梯口的T开枪打了一枪,打死了。
枪声一响,引起一片尖叫声。
谈判也陷入失败,暂停。
T1回到二楼。
我对其中一个看上去更精明一些的负责人说,“一会我要求把死人抬下去,你配合我一起,你去把五楼的外楼梯钥匙拿了给我。”
至此负责人明白我的意图。
但意外的是,我提出后,让搬运女尸的事落在我和黄毛的身上。
黄毛自然不能信任。